中美日6G专利占比现巨大差距，美国35.2％，日本9.9％，中国呢？

文章编号：14 更新时间：2024-09-07 分类：最新资讯 阅读次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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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通信技术。

从2G发展到了现在的5G，而6G又提上了日程。

中国在通信技术上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具备什么优势，直到5G时代这才完成了弯道超车，一下子就冲到了世界前列。

不说别的，在5G的领域中，中国拥有超过全球40％的专利技术，而且5G信号基站，还占据了世界总量的70％。

所以说中国的5G技术遥遥领先，就没有一点夸张的成分。

但技术，尤其是5G技术，在如今日新月异的今天，说过时就过时了，淘汰起来是非常的快。

所以在5G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各国在6G的领域就已经开始进行布局，争夺下一次通讯的尖端技术了。

那么今天就围绕着6G来说上一说。

什么是6G？

2019年的3月，全球第一届6G峰会开启，并在大会上起草了一份关于6G的白皮书。

很多人不理解什么叫白皮书？

在这里解释一下，一开始白皮书指的是，书的封面，或者正文使用的纸张为白色的，就叫白皮书。

而这样的文件或者装订成书的议题，在各国政府和会议中会经常性的出现，主要原因是这种文件，通常没有什么装饰，简洁明了白纸黑字。

所以慢慢的白皮书，也被作为官方文件，代表政府，对一件事进行明确，并规定这件事一些具体举措的报告书。

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各个国家对于文件封面的用色也是不相同的，比如英国通常喜欢使用蓝色的封皮，就叫蓝皮书；西班牙西喜欢用红色的封皮，就被叫做红皮书。

但使用蓝色封皮和白色封皮的国家还是居多的，慢慢的在使用过程中，白皮书就被作为发布讯息、资料、政策时使用的文件形式，于是在国际上白皮书就被认为是正式的官方文件。

所以这次6G峰会上起草的这份白皮书，仅仅阐述了6G的发展方向。

很多人听到这个，会不以为意，认为这有什么？还需要明确？

这其实就是在制定6G规则的前奏，这就像是在玩游戏，一旦规则制定完毕，规则的制定者对于游戏本身就具备天然优势。

所以这次会议之后，各个国家都开始启动关于6G的相关项目。

比如中国在同年的十一月三号，召集了各个相关部门开会，对6G 技术的工作启动进行了安排，并成立的6G的技术工作组和专家组。

当然其实各国在启动6G项目之前，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的研发，只不过在6G峰会之后，属于正式启动。

与此同时6G的规范也就出来了。

未来的6G要具备广泛性、无线性、以及至关重要的智能性。

这些性质变成一句话就是，能够没有缝隙的实施全覆盖，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无线连接，并由人工智能系统提供各种服务和应用。

这句话再往细了划分，就是各个相关部门和技术的配合了，比如卫星、地面基站、海洋网络等等，进行统一。

在这些部门配合下，又要进行网络的架构，最最关键的就是网络信息的安全性。

这个就属于在6G概念下延伸出来的一个领域。

所以6G看起来就是两个字，感觉起来就是通信上的升级，以及人工智能上的加持，其实下边的条条框框非常的多，多的光看目录，一时半会都看不完。

比如6G的通讯安全就分为内生安全、弹性安全、情景感知安全、多维数据安全等等。

这些安全听起来都有些莫名其妙，不是专业人员都搞不清楚。

如此众多的内容，就会有更多的专利技术在其中运作，那么掌握了相关专利技术，就相当于拿到了这方面的钥匙，具备了可以进行相关制度的规定。

这意味着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6G技术的专利

6G技术虽然是从5G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比5G的内容更加的全面繁多。

其实在5G刚刚崭露头角，甚至还在研发的时候，相关的6G技术就已经开始进行了研发。

比如6G技术中的太赫兹于可见光通信技术，其实在2000年之前国外就已经启动这项技术的研发。

这可比6G概念的出早了十几年，比如在2010年的时候，这一年公开的6G相关专利申请就已经有五百八十三件。

从2010年开始，这种6G相关专利的申请每年基本上都有增加，最低的时候，出现在2017年，但也有五百四十二件专利申请。

2019年开始下滑，当年是五百八十三件，2020年是三百九十六件、2021年就变成了一百八十五件。

为什么下滑了呢？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疫情的发生。

另一个原因就简单了，任何一项技术的专利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在开发到一定阶段，未开发的总量必然下降，剩下的多是一些难啃的骨头了。

如今美国专利占有量是35.2％，日本是9.9％，那么中国呢？

中国在6G专利的占有量是40.3％，从5G以来，中国一直有着全球领先的优势。

百分比能看出一些优势，但具体的数量能看出更多的优势。

目前全球关于6G专利的申请有三万八千多项，而中国的专利申请占有量是一万五千八百多件。

这个数据能看出中国在数量上有着绝对的优势。

各国在6G上的努力。

通讯技术不仅要有专利，还要建立相应的生态圈。

以美国为例，美国开始联合他们的盟友，打造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其实就是对6G技术上的一个规范，在统一的标准之下，进行6G通信。

这就相当于6G的概念，指出了具体的方向，同时也制定了6G大的框架规则，而接下来的技术规范统一标准，就相当于制定详细的游戏规则。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国际空间站现在被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各个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各国生产的舱室或者设备的标准不一致，为了应对这种不一致，就需要转换器。

一个设备上去了，少了用一个转换器，多了就得好几个，才能接上使用。

无形中增加了不必要的东西，占用了更多的冗余空间。

技术上也一样，标准统一了，按照统一的标准运行没有问题，一旦不在标准之内，就被排斥了，不然就得进行繁琐的转换，增加负担。

所以标准有好有坏，如果是面对全体的标准是一件好事，如果是局域性的标准，就存在的天然的排外。

但不管怎么说，各个国家对于6G的技术，都在积极推动中。

比如欧盟就联合多国，将二十二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力量整合到一起，来开发相关技术。

韩国也紧随其后，推动6G技术，还对外宣布要在2028年率先让6G进入到到商用领域。

而日本更是将6G技术看做是建设社会5.0的奠基石。

说到这里得说说日本在通信领域的一些事。

不要小瞧了日本，日本在通信技术上有着多次领先世界的事情。

比如1993年的时候，全世界向2G时代进发，日本是率先研发出相关技术的。

当时日本还指望着这项技术可以带领他们走向世界。

结果欧洲后来搞了另外一项技术。

两项技术在进入市场之后，分配市场的时候，日本技术和欧盟技术的市场占有变成了1:212（这是国家和地区的占比）

到了1999年进入到3G时代，日本又研发出了阅览网页，传递照片等等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说是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但和2G时代一样，没有成为世界标准。

至于原因，有两个，其一，太超前了，当时人们还习惯使用电脑进行这些操作，手机的这种操作那还是智能机普遍以后得事了。

其二，4G的技术已经开始了。

从2G开始，到3G，又到后来的4G，日本在相关方面投入巨大，但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还花费了不少的钱。

进入到了6G，日本开始和美国合作，比如2019年日本最大的通信公司联合索尼，与因特尔公司签署了一起开发6G的协议。

为此日本的还制定下了目标，要在2025年完成6G的主要的技术研发，在2030年启动6G技术。

现在来看，日本的6G技术离着预期应该还有一定的差距。

中国的优势

中国的优势其实非常的明显，当下在5G的技术背景下，中国有着雄厚的技术积累，以及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

5G手机的终端用户就高达三亿六千五百万，有着全球最大的独立5G网络，而且5G的网络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建设中。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5G将是最快，应用最多的。

那么6G说的直白一点，其实就是5G的升级产品。

中国的5G技术，以及现有的基础设施，其实就已经为6G技术铺好了路。

所以6G技术成熟了，或者从实验室走出来，就已经有了一片非常良好是适应空间了。

再有就是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的6G技术的专利数量已经领先，说明技术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也就是说要技术有技术，要市场有市场。

回头看看日本，从2G到5G一路走过来，技术是有的，但市场小，最终导致功败垂成。

所以中国在6G的路上，会走的越来越稳当的。

为什么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原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版权不属于中国，中国只是简单的生产和加工，所提供的是简单的劳动力而不是知识智慧和脑力。技术能力是骨骼，制造能力是肌肉，创新设计就是给躯体注入灵魂，一个产品或品牌，才有了永久的生命力。

“中国制造”真的到了需扭转发力方向的时候，应该“给自己穿上行头了”。中国制造从拼数量、拼规模，到拼质量、拼价格，终于在世界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现在老路走不下去了，要拼技术、拼设计了，这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扩展资料：

以苹果公司为例，我国的富士康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富士康一类的公司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从那部时尚而尖端的手机里，只能分享3.6%的价值，按零售价计算不足2%！苹果手机的利润分配就说明了一切，中国人制造了苹果手机，但没有创造苹果手机，大量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接触有毒物质，但最后我们分配利润最少。

参考资料：网络百科-中国创造

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因此，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将中扮演什么角色，自然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向看，还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中国在新世纪最初的20年内定将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一、世界经济展现的历史机遇　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趋向。中国便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势必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由18世纪产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在二三百年间铸造了一批工业化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间，英国、美国、日本被先后铸造成历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厂”。 20世界60年代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结果，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从32%降到26%和从25%降到18%；在英国分别从44%降到32%和从33%降到20%；在日本则从47%降到42%和从36%降到26%。对于后工业化社会来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从过去工业化高峰时期(60%左右)降下来，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未动摇美、日、英等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倒是与制造业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性潮流密切有关。在这历史性的产业转移潮流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历时二百多年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相区别，我把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例如，东亚发展中地区在70年代腾起了“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M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行经济“起飞”(takeoff)，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以前的20年里分别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出“东亚奇迹”。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1970-2001年间，印尼的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35.2%降至16.2%和从28.0%增至36.0%；泰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则分别从30.2%降到8.0%和从25.7%增至44.0%；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从28.2%降到20.1%和从33.7%增到34.0%。马来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1980-2001年10年间，分别从22.9%降到8.2%和从35.8%增到43.1%。中国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70-2001年间从35.22%降到15.23%，工业的比重要同一时期从40.49%增到51.15%。总之，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正标志着东亚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 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工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像东亚之类有发展中地区铸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有其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陷：(1)作为工业化进程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曾代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产业，而今代表当今科技最高水平的产业则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制造业。如今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所铸造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当年“世界工厂”的瑰丽光环，它们在科技和经济水平与垄断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 (2)就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言，它的发展与强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科技开发力量为之开道，二是要有强大装备制造业为一般制造业作支撑。当年发达国家就是靠这两大条件来推行工业化的。如今，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科技开发力量薄弱和装备制造业滞后的条件下推行工业化的。即使像现已堪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严重受制于这个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损(这一点本文后面将进一步阐述)。在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下，制造业即使可以做大，却难以做强。即使有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但转移的多系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技术。只有发展本国的科技开发力量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才能把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并不是所有推行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几十个工业化国家中只有几个曾在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为这样的新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之一，因为，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已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2)中国还是贸易大国，居世界贸易第6位，还有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近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4)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等)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虽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6)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7)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中国的上述优势条件，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势必给中国铸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内外有利条件，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二、我国工业化历史性任务的要求　我国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时期，工业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性阶段；但我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次产业在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按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研究，二产在GDP中所占比重达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据统计，我国有63.9%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一产占50%。以占全国一半的众多从业者只创造15.2%的商品性财富，供养着60%多的人口。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应从农业、农村之外找出路，即从工业化或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我国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可从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即将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另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强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结构，即建立强大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据最近出版的一专题著作深刻指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技术开发力不强和制造加工质量水平低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了发展装备工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术引进，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业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势。 ”另一份调研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4位。 ……从总量上看，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造’的装备时，却发现了更多的却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 ”这个情况值得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是我们主要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一般技术可以转让，但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紧抱住“专利权”不放。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举例说，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工业企业计797万多家，仅有3%的国内企业(即2474家)申请发明专利，共申请专利2480件，而美国一国在华企业就申请专利5433件，日本在华企业共申请专利7588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开发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国企业对技术严守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这就越发显现出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把我国的二元经济建设成为现代经济，还是强化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我们都必须通过工业化阶段来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为一个制造强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便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工业化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时刻都要记住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特别是要把上亿农民转移出来；但我们反对机械唯物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沿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上几百年，不必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走一条既尊重历史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

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大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因此，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将中扮演什么角色，自然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无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向看，还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看，中国在新世纪最初的20年内定将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成为制造业强国，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一、世界经济展现的历史机遇　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另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进程，这二者结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趋向。中国便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势必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由18世纪产业革命开创的世界工业化进程，在二三百年间铸造了一批工业化国家，至20世纪末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64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其间，英国、美国、日本被先后铸造成历史上知名的“世界工厂”。 20世界60年代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等)、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转移到国外，特别是一些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结果，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第二产业的比重，特别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例如，在1970-1992年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从32%降到26%和从25%降到18%；在英国分别从44%降到32%和从33%降到20%；在日本则从47%降到42%和从36%降到26%。对于后工业化社会来说，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从过去工业化高峰时期(60%左右)降下来，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未动摇美、日、英等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倒是与制造业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性潮流密切有关。在这历史性的产业转移潮流中，跨国公司起着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为了与以发达国家为主体历时二百多年的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相区别，我把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迟到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去长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是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后才从60年代起纷纷自主地推进工业化。例如，东亚发展中地区在70年代腾起了“四小龙”，被世人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MIES)；随后东盟和中国也从80年代靠加速工业化而实行经济“起飞”(takeoff)，并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7)以前的20年里分别取得了7%和9%的年平均增长率，创造出“东亚奇迹”。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在1970-2001年间，印尼的农业和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从35.2%降至16.2%和从28.0%增至36.0%；泰国的农业和工业比重，则分别从30.2%降到8.0%和从25.7%增至44.0%；菲律宾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分别从28.2%降到20.1%和从33.7%增到34.0%。马来西亚的农业和工业的比重，在1980-2001年10年间，分别从22.9%降到8.2%和从35.8%增到43.1%。中国GDP中农业的比重在1970-2001年间从35.22%降到15.23%，工业的比重要同一时期从40.49%增到51.15%。总之，农业比重下降和工业比重上升，正标志着东亚发展中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工业的增长中主要部分来自制造业。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是跟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主要是制造业)相结合的，一些日益失去优势的制造业先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东盟和中国。 60-70年代进行纺织、服装等产业的转移，80年代进行家用电器、化学工业的转移；自90年代起，日本对东亚投资的增势有所减缓，而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较快，特别是在该地区发展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或组装的加工工业。正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主的工业化进程跟发达地区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相结合，才有可能在像东亚之类有发展中地区铸造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制造业基地(中心)来。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角度看，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有其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陷：(1)作为工业化进程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时期曾代表当时科技含量最高水平的产业，而今代表当今科技最高水平的产业则是高新技术产业，而非制造业。如今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所铸造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或中心，已失去了当年“世界工厂”的瑰丽光环，它们在科技和经济水平与垄断高科技产业的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 (2)就制造业的自身发展言，它的发展与强大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科技开发力量为之开道，二是要有强大装备制造业为一般制造业作支撑。当年发达国家就是靠这两大条件来推行工业化的。如今，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科技开发力量薄弱和装备制造业滞后的条件下推行工业化的。即使像现已堪称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严重受制于这个历史造成的结构性缺损(这一点本文后面将进一步阐述)。在这种经济结构制约下，制造业即使可以做大，却难以做强。即使有大量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但转移的多系一般制造业和一般技术。只有发展本国的科技开发力量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才能把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或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并不是所有推行工业化的国家都能建成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的，正如同几十个工业化国家中只有几个曾在历史上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本世纪最初的20-30年最早成为这样的新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或中心)之一，因为，中国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已是世界第四位制造业大国，其制造业规模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2)中国还是贸易大国，居世界贸易第6位，还有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近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4)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讯等)较雄厚；(5)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虽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6)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7)有从沿海到西部可供制造业梯度延伸的广阔空间。中国的上述优势条件，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势必给中国铸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牢牢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国内外有利条件，履行我们的历史使命。二、我国工业化历史性任务的要求　我国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时期，工业化乃是不可能超越的历史性阶段；但我国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走的是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次产业在GDP的比重已降到15.23%，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增到51.15%和33.62%。按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研究，二产在GDP中所占比重达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据统计，我国有63.9%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一产占50%。以占全国一半的众多从业者只创造15.2%的商品性财富，供养着60%多的人口。这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主要应从农业、农村之外找出路，即从工业化或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我国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GDP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可从目前的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即将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计，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值额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另一项历史性任务，就是强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结构，即建立强大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据最近出版的一专题著作深刻指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中，最根本的是技术开发力不强和制造加工质量水平低这两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了发展装备工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做了很大努力，如技术引进，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等，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某些行业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反有拉大之势。 ”另一份调研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居世界第4位。 ……从总量上看，可以说我国已成为世界装备制造业大国。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造’的装备时，却发现了更多的却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 ”这个情况值得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一是我们主要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但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一般技术可以转让，但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紧抱住“专利权”不放。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举例说，1998年我国国内各类工业企业计797万多家，仅有3%的国内企业(即2474家)申请发明专利，共申请专利2480件，而美国一国在华企业就申请专利5433件，日本在华企业共申请专利7588件。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开发方面的差距以及外国企业对技术严守情况于此可见一斑。这就越发显现出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把我国的二元经济建设成为现代经济，还是强化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我们都必须通过工业化阶段来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把我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为一个制造强国，成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之一，便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这个历史性任务的必然结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工业化历史阶段不可能超越，时刻都要记住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特别是要把上亿农民转移出来；但我们反对机械唯物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沿着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走上几百年，不必要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才搞信息化，而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应该走一条既尊重历史规律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新路子。